曹氏文化

曹元用的诗文

2016-06-28 14:35:13 来源:本站原创 浏览:

曹元用的诗文

苏衍崑

曹元用(公元1268公元1330年)字子贞,自号超然居士。原籍阿城,曾迁来范李(今嘉祥县纸坊镇李村),后迁徙汶上大张村(今嘉祥县梁宝寺镇桑科集)。历经元英宗、仁宗、泰定帝、文宗四帝,累封为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礼部主事、尚书省右司都事、员外郎、礼部尚书,死前为通奉大夫翰林侍讲学士兼经筵官。在其仕途生涯中,极力用儒家思想参与朝政,为维护元朝统治起了重要作用。

科举取士是唐、宋王朝选拔官吏和加强统治的有效途径。在汉族儒臣的努力争取下,元朝也在仁宗延佑年间设科取士,但把民族压迫政策也贯彻其中,“蒙古色目士为右榜,汉南士为左榜。右榜士程式常宽而魁取,率取蒙古”(《曹元用墓志铭》拓本,载《考古》1983年第3期),有意压抑汉人、南人,致使汉人南人的中举难度大大超过了蒙古色目人,自然也影响统治者选拔人才。对此,曹元用是不满的,认为“科举取士之法,当革冒滥,严考核,俾得真才之用”(《元史》本传)。只有“真才”才能治国,而是不是真才,又不能完全由是否中举来决定。因此,曹元用在强调科举考试要严格、公正的同时,又极力反对轻视落选者,主张给落选者创造报国条件,因为“士不第非尽劣”,只是“额既盈不得不黜”,但这并不说明他们之中无从政之才,相反,“适用者尤众”,所以“宜取以为州县学官直学职金”等,即使对那些因公“万里充赋,既乃不得选”的乡贡进士,朝廷也应采取增加俸禄的方式鼓励他们效忠国家,“伙其省禄斗升,示激劝”(云南省有三个乡贡进士因此而得官)。(《曹元用墓志铭》拓本,载《考古》1983年第9期)

在曹元用看来,科举取士之所以至关重要,要害就在于是否“革冒滥”、“得真才”,“国家文治,仅赖此耳”。为此,他不仅极力反对所有“欲罢科举”的言行,主张纠正科举中的不公及“冒滥”现象,而且对已入仕的在职人员也应“革冒滥”。如翰林院国史馆,本应是精英荟萃,显示国家文治水平的机构,相反,让曹元用看到的国史馆却是闲散官吏清谈修养的场所。他们“造次轩轾”,盛气凌人,“三日一诣曹局,揖长官,退,囊笔归,素餐可耻”。如此一群饭桶、“非才”,怎么能担负起便修国史的重任?所以,他大胆提出,应通过“较试,取其优者用之”。(《元史》本传)已入翰林者本非等闲之辈,从中再择优汰劣,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,而由刚入国史馆的曹元用提出,更显得难能可贵,足可以看出曹元用在这方面的胆识和气魄。

正是由于曹元用及其他汉族儒士的坚持,科举制度在元朝才得以实行并有所发展。在当时的形势下,曹元用无力完全解决科举考试中的民族压迫问题,更不可能彻底纠正科举制度的弊端。但是,他尽力维护“铨选”之法,争取科考客观公正,正确对待落选者,甚至对入仕者再进行“较试”,都是为了“革冒滥”、“得真才”。他为此而发表的一系列观点,特别是关于“士不第非尽劣”的论断,显然是对蒙元朝廷民族压迫政策的冲击,在整个科举史上也不愧为价值很高的真知灼见,可以说开了正确对待考试落榜者的先河。不仅“当朝皆叹服其虑之周”,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自有其不可湮灭的价值。

更值得称道的是,曹元用为使国家需要的“才德士辈出”,即使在“退居任城”时,仍不忘身体力行,传道授业。由于他在政界、学界德高望重,因而“齐鲁间从学者甚众”,盛况空前,而且“往往有业成者”,其中以王思诚(兖州人)、宋本(大都人)为代表的优秀者,都成了治国的栋梁之材。(《曹元用墓志铭》拓本,载《考古》1983年第9期)

在思想上,曹元用信仰孟子“集义养气”的主张,认为“士大夫当以气为主,气盛者神完守固,无施不可,以匹夫之微,仕将相之重”。在这方面,曹元用将贺知章、李白视为“集义养气”的典范,赞扬备至,尤其欣赏他们“其义与时乖,放怀乎觞咏,狭天地而隘古今,翱翔物表,浩乎自得”的“谪仙”风骨。并且还把贺知章、李白与唐朝权贵相对比加以褒贬:“唐开元天宝间握大权而享富贵者不可胜计,今者云收冰释,磨灭无闻”,而“昧者乃病其骜诞不羁”的贺、李二贤“羁旅游遨之地”,竟然“绵亘数百年而入祠祀瞻仰之肃然如在”。根源就在于贺、李二人“集义养气”重在内心,“盖养于中者厚,及于外者薄也”,外诞而内精,才使他们“脍炙万口,炳日星千年”。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曹元用的是非、价值观念及其推崇的精神境界。(《曹元用任城二贤祠碑》,明于慎行编《兖州府志》卷四十一)

正是由于曹元用从内心深处“集义养气”,才使他慧眼如炬,有着透彻的洞察力,果断刚毅,绝不随波逐流。

面对“日食、地震、星变”等自然现象、自然灾害,历代皇帝无一不归于天命,而且灾害越重,搜刮越甚,元朝皇帝也不例外。对此,坚决反对“惜费而废礼”的曹元用则提出了“应天以实不以文”思想,即“撙浮费,节财用,选守令,恤贫民,严煦祀,汰佛事,止造作以纾民力,慎赏罚以示劝惩”(《元史》本传),从上层做起,多解决实际问题,少做些表面文章,“修德明政”,这才是“弥灾”的关键,救民的根本。这是“切中时弊”的警世之论,是那些迷恋佛教、矫揉造作者的昏庸呓语所无法比拟的。

元英宗是重用儒学和汉族知识分子并决心进行改革的皇帝,但是由于他推行的改革措施触犯了某些保守的蒙古权贵的利益,因而遭到他们的嫉恨。以御史大夫铁失为首的权臣,勾结诸王亲贵,与1323年(至治三年)秋,在上都南坡刺杀了英宗,史称“南坡之变”。政变者曾在京师“收百司印,趣(促)召两院学士北上,元用独不行”,并公然声明:“此非常之变也,吾宁死,不可曲从也。”以此表明了他对改革的态度。不久政变者失败,“人皆称其有先见之明”。(《元史》本传)

曹元用性格和易谦厚,且鲠介刚毅,上朝议事“循循据理正言”,在官理政以“至论居默持重”称言,与人相处,襟怀坦白,率真诚实,不卑不亢,“交上下不谄读”,但“人有善极力称道被(佩)服”。“人以急告,必恤之”,即使“与人有分议”,仍然“谋事必为之尽”。至于举止着装,更是“旋辟雅饰可敬爱”,(《曹元用墓志铭》拓本,载《考古》1983年第9期)

令人倾倒。在从政、社交方面都显示出一代儒士的大家风范。

虽然曹元用精于儒学,然而,他又绝不是昏倒在封建礼教中的迂腐之徒,而是“谈笑不为礼法窘”。他一生好酒,一旦喝起酒来,立即飘飘欲仙,“酒杯更比乾坤宽”。什么儒教礼法,什么富贵权势,统统置之度外,“咒印累累大如斗,不如介春堂上一杯酒”,官位不长寿,“富贵等浮沤”,“尽把西湖酿春酒,三万六千从此数”——多喝好酒,才能长命百岁。与此相比,他甚至认为终生追求诗文的风致韵绝是无所谓的事,“昨日少年今白首,华构咫尺归荒丘”。这又绝不是单纯谈论养生之道,实际是在展示曹元用洞察时弊后玩世不恭的豪爽神态。为此,他恨不得召集天下仁人志士共同开怀畅饮,“谁能跨海为一呼?八表神游共豪举”。(见顾祠立编《元诗选》三)

可是曹元用并没有忘记自己是来自“汶阳田”桑梓地上的儒生。身在塞上,心系汶水。就在统治者“画戟遥临青锁闼,紫骝解惜锦障泥”,似乎“万井闾阎春浩荡”的时候,他却在“枕流思洗耳”,觉得“南都儿辈应想念,相近征鸿犹未归”。但自己确实“计拙如工部,文雄愧谪仙。疾目昏如雾,衰髯白胜绵”,很难再为元朝的进一步强盛施展抱负了。不如“当辞天禄阁,归种汶阳田”,过一种“晓日登山屐,秋风下濑船”的农家生活。

公元1330年(天历三年),为巩固元朝一统江山而鞠躬尽瘁的二品官曹元用,没有来得及回家,在京师结束了他的一生,享年六十二岁。文宗“赐赙钞五千缗”治丧,“赠奉正大夫、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,护军,追封东平郡公,谥文献”(《元史》本传)。由其子曹伟、曹仪“奉丧归葬”于原籍祖坟,实现了他“归种汶阳田”的宿愿。

曹元用出身下层,祖辈未仕,直到他父亲那一代才担任了湖州路德清县主簿,成为曹家第一个小吏。曹元用自幼“资禀俊爽”,嗜书为乐,“每夜读书,常达曙不寐”(《元史》本传)。当其父因“忧其致疾”而心痛地阻止时,他就“以衣蔽窗默观”,“于书无不读,尤究心《易》、《春秋》”(《曹元用墓志铭》拓本,载《考古》1983年第9期),在儒学、诗文上都有较深的造诣。在其生前就有很大影响,“至元、大德间,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”的戴表元就称其文曰:“属辞庄、屈之洁,析理孟、荀之达,而比事左、班之核”(转引自顾祠立编《元诗选》三)。所著诗文四十卷,号《超然集》,可惜已无从见到。但从现存的部分作品看,当时戴表元对曹元用诗文的评价绝非虚夸。

现存曹元用的文章大多为奉命之作。但在这似乎纯粹的官样文章中,他却纵横驰骋,洋洋洒洒,充分展示自己的真知灼见和艺术才华。

在《代祀阙里孔子庙碑》文中,他联系历史,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孔子思想与治国大业的密切关系:“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远;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。教不能及远无损于道,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国。有汉以来有天下者,消祸乱于未萌,宁邦家于悠久,以孔子仁义纲常之调浃于人心,忠孝迭发默有以相之也。”这实际是告诫当权者:能否学好用好孔子学说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。因此他高度评价元朝及时祭祀孔子的行为:“皇元以马上定天下,国初即诞敷文教,遣使函香,诣曲阜祀孔子”,以此“诏天下,取法孔子,兴学作人”,此“亘古所未有也。所尚如是,其能化行俗美,措四海于隆平,延弘祚于万年”。(见孔府档案资料《阙里志》卷十八)

在《送王编修代祀秦蜀山川序》一文中,曹元用竟无一句描绘山川壮观秀丽的语言,却尖锐指出“秦汉以来异端蜂起,邪说并行,君天下者惑于方士之言”,期望山川有灵,给自己带来齐天洪福。这实际是“黩山川以伸其私”。然而,“山川之神其肯徇私以福人哉”。因此,作者真诚地希望所有祭祀山川的“君天下”者,都能面对崇山峻岭、万仞绝壁,虔诚地反思自己,向上苍表示自己不受“异端”、“邪说”、“方式之言”迷惑的决心,不仅让“山川之神”更让“西土之人”都知道,“君天下者”一定要顺应潮流,一直向前,“所为越于秦汉万万也”。(见苏天爵《元史类》卷二十九)该文虽没有进行景物描写,却以精炼的语句,展示出一种苍茫萧瑟,雄壮恢宏的气氛。

在《董子祠堂记》中,曹元用则通过对董仲舒的缅怀,表达了对孔孟学说的敬仰,对传播孔学者的钦佩,及对有悖于孔学的巫术邪说的厌恶。他认为,“孔子殁既久,异端并兴,学者愈失其传。秦汉以来知道者鲜”,惟有“邃於春秋,其学醇正”的董仲舒“能言正谊而不谋利,明道而不计功,以仁义礼乐正心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具”。特别是其中“论道之大原及明於天性之说,多得圣人之旨。其言奥衍弘深,沛有余味”,可与孔门十哲媲美。如果从政,则“居相位可兴三代之治”,“有王佐之才,管晏弗及”。如此先贤大儒,虽逝犹存,其影响难以估量,“逾励继自今”。作为后来人,理应“毋忽毋怠”。

在《任城二贤祠碑》文中,曹元用以他一生崇拜的偶像贺知章、李白为典型,用赋的形式论述了“气”的重大课题。文中,贺知章、李白不仅被赞颂为集义养气的典范,而且已化为神灵——“神之文兮经天气,浩汗兮如川传”。如此集义养气的神灵,不但应光顾任城,更应在任城“久留”,以造福百姓,“神之乐兮洋洋,福我民兮无疆”。(见于慎行编《兖州府志》卷四十一)在此,曹元用极其大胆地把本应属于君王的神圣光环,毫无顾忌地戴在两位著名文人头上,足可以看出,高蹈巨贤于帝王天子在曹元用眼中的巨大差异。

曹元用的这类文章都立论深远,情真意切,有些还赋领辞随,皆属文章大家的手笔。

如果说在祀、记一类文章中,曹元用着重以庄严肃穆的姿态,既完成“奉命”,又阐述自己的见解,那么,他在诗词作品中则一反儒士正襟危坐的安然神情,而显现出豪放洒脱、开朗率真的本来面目。他任凭自己的思绪豪情遨游太空,竟然在“琼树照耀”下,由“苍鸾白鹤”陪伴,倾听着“云傲”、“玉佩”的神乐,与仙人对饮:“玉仙人,真吾侣,便须日日陪尊俎。”他对以李白为代表的先贤推崇备至,经常想象他们在上苍欢聚畅谈的情景:“诸老高会秋云端,金壁照耀青琅玕。”在那里,先贤们开怀畅饮,礼法儒教抛于脑后,大千世界缩于杯中,“饮酣意气横今古,玉山倾倒忘宾主”。这才是人们永远效法的榜样。可惜“太白一去不复留”。为此曹元用渴望现实社会中能涌现出更多像李白那样的贤哲,“谪仙人去杳何许,异代同符吾与汝”。(见顾祠立编《元诗选》三)

在这类诗作中,曹元用以优美的文辞,浓烈的情感,更加生动形象地表达出他爱憎褒贬的价值观念。

总之,在现存曹元用的诗作中,既有杏花春雨般的脉脉温情(《秋怀》,《题周曾秋塘图》),又有金戈铁马般的冲天豪气(《介春堂》,《太白酒楼》),好像还有催人奋进的战鼓轰鸣(《丁卯按艺贡院作》)。其《祭孔子庙碑》文的结尾诗似乎是元代《诗经》的“风”与“颂”。而《董子祠堂记》、《任城二贤祠碑》文的压卷辞作简直是屈子楚辞的再现。

此外,曹元用还是我国文学史上“东平杂剧作家群”中的一员,想来可能有不少杂剧作品问世。可惜都没留传下来,就连当时影响很大的“百花亭”一剧也仅存佚曲一支。该曲以近似口语的通俗词句,生动地描绘了妙龄少年与五彩粉蝶在万花丛中穿梭嬉戏的情景,展现了作者对生活无比热爱的内心世界,不失为元曲佳作之一。

曹元用作为蒙元王朝的一名汉族官员,出身低微,并无跻身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背景,但他继承和发扬汉王朝以儒治国的传统,尽力用规范的儒学,鼎力相助统治集团,治国平天下,支持改革,反对倒退;诗、文、人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度,在政界、学界都有很高的威望。因而在其生前,时人就把他与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元明善(清河人)、陕西行台中丞张养浩(济南人)“同时号为三俊”(《元史》本传)

注:本文原载高述群、贾庆超主编《孔孟故里历史文化丛书》第四卷《艺文民俗》191—200页(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)。该书是以李善奎、郭德芳为主的七位作者共同撰写的。但是,由于主编贾庆超的疏忽,该书的署名却只有“李善奎郭德芳等著”八个字。在七位作者的强烈要求下,才在发给作者的样书后面附上印有六位作者姓名的单页。但是,其他书上都没有这一页。就是说,除这七册以外,读者见到的其他各册《艺文民俗》都没有除“李善奎、郭德芳”以外其他五位作者的名字。(五位作者是:田耕;赵雷;张丽;苏衍崑;赵洪伟)。

    另外,该书校对不严格,有不少地方丢字、错字。